解读商务部的外援战略齿轮轴承

解读商务部的外援战略

解读商务部的外援战略关键词 商务部 , 外援战略 曾作为我国外交政策主要手段之一的对外援助，随着商务部2010年部门预算的公开，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根据4月6日商务部在其官方网站主动公开的2010年部门预算信息显示，在商务部201... 曾作为我国外交政策主要手段之一的对外援助，随着商务部2010年部门预算的公开，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根据4月6日商务部在其官方网站主动公开的2010年部门预算信息显示，在商务部2010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外交”项下的“对外援助”支出达1308573.00万元，占了商务部预算总支出的八成以上。

笔者从商务部对外援助司了解到，对外援助费用支出，主要是通过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方式，向非洲、亚洲、东欧、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16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这其中包括经济技术援助、免除到期债务、维和行动、项目援助、人员培训、人道救援、派遣医疗队和提供奖学金等等。

而且，在援外项目下，以招投标方式，使中国的企业、公司和科研院所等更多的法人单位与国外企业直接进行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扩大参与援助的主体和对外援助资金来源多元化。

换言之，抛出去“一百多亿元”带动的是中国更多的企业参与“走出去"。

4月6日~8日，商务部在重庆召开全国商务系统援外工作座谈会。这是商务部20年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商务系统援外工作会议，而今年8月份，中央将召开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商务部也正是基于目前的新形势举行了这次座谈会。

中国国际合作学会杨树博士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对外援助是促进和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外交政策的目的，推行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我国实施对外援助以来，最直接的效应是中国在全球地位不断提升。

援外清单

在对外援助上，中国向来“不差钱”。

为了减轻受援国债务负担，2000年以来，中国还先后4次宣布对外减免受援国对华债务。截至2007年底，中国已累计对非洲、亚洲、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的49个国家，免除到期债务374笔，数额超过百亿元。

4月6日，商务部在其官方网站主动公开的2010年部门预算信息显示，商务部2010年一般预算收入1515757.29万元（含财政拨款1456097.88万元）;一般预算支出1515624.00万元（含外交支出1455954.84万元）。

在商务部2010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外交”项下的“对外援助”支出达1308573.00万元，占了商务部预算总支出的八成以上。

商务部如此大手笔地将钱“往外扔”，让很多人不免产生疑惑。实际上，虽然“外援”一词并不生疏，但是，有关我国“外援”的具体情况及统计数据，恐怕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据笔者获得的不完全对外援助清单显示，非洲、亚洲、东欧、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160多个国家都先后接受过中国援助。从项目上看，其中超过千万元以上的总援助达到三分之一，超过百万元以上的更是占到九成以上。

其中，单中国对坦桑尼亚的外援中，成立中坦联合海运公司，总投资300万英镑，目前拥有15000吨货船两艘;坦中友谊纺织有限公司，总投资2912万美元，现在年产3300万米布;成立中国农垦（集团）坦桑尼亚有限公司，总投资1505.13万美元，主要种植剑麻，面积13558英亩;中坦合资轻型卡车有限公司，总投资100万美元，现在年产轻型卡车100辆等。

据商务部内部人士透露，每年对外援助这一项都会占去商务部部门预算的大部分，今年也不会例外，因为这不但是商务部的主要职责之一，更是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部分。

笔者获悉，今年我国对外援助预算主要用于三个部分。

第一，继续提供无偿援助、无息贷款，积极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方式。在援外项目下，以招投标方式，使更多的企业、公司和科研院所直接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第二，积极参与多边援助。今年，中国还将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向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10个国际组织提供多边援助。第三，在人道主义以及国家责任、国际形象等方面，继续向部分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比如此前阿富汗、东南亚金融危机乃至美国发生卡特里娜飓风以后中国提供的援助。

信息更透明

随着预算金额的公布，对外援助的神秘面纱也向我们揭开。

4月6日，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商务部办公厅、政研室、综合司、财务司、援外司、西亚非洲司、成都特办、经济合作局、交流中心、研修学院、研究院、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以及上海、江苏、湖北、安徽等商务主管部门分管领导及援外工作负责人近60名代表，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商务系统援外工作座谈会。

此次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如何放大援外带动效应，支持企业“走出去”和拓展国际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转变援外发展方式，加强新形势下援外规划指导和政策理论研究。同时重点讨论了“援外项目应急预案”。

在随后的分组讨论上，上海、江苏、湖北、安徽等四省代表特别介绍了各省的援外工作经验。其中上海商委与外事、公安、海关、外汇、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成立协调机制，共同建立企业“走出去”的绿色通道;安徽省采取“走出去”专项资金对援外成套项目给予前期费用补助，实施援外项目发生的贷款利息给予一定的补助，援外项目项下带动的设备、材料、生活物资出口，带动其他企业“走出去”等给予奖励支持。

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召开后，我国援外信息将更加公开、更加透明。

新战略

由最开始的无偿援助，到现在的“平等互利”，对外援助已然成为了我国十分重要的对外战略。

杨树博士告诉记者，在无偿援助方式、无息贷款方式和优惠贷款方式三种援外方式中，前两种方式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性项目和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项目。

而优惠贷款主要用于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合资合作建设、经营当地需要、又有经济效益的生产性项目，或提供中国生产的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等。这无疑将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除以上三种主要援外方式外，中国政府还面向非洲国家设立了“投资专项资金”和“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前者用于支持和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投资，开展互利合作；后者用于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管理和技术人才等。

2006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转折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援助力度，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援助非洲的八项具体内容；东南亚海啸后，中国也及时向遭遇海啸的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等等，表明随着中国的崛起，对外援助日益成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体现。

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投票权提高也意味着中国的义务增加。

赵锡军认为，世行对发展中和不发达地区进行项目援助的资金有两个来源。一是按照世行投票权的配额提供资金，这样一来，中国提供给世行的资金量将有所增加。第二，如果资金量不够，世行将通过发行债券等形式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要认购债券。由此，我国投票权比例跃居第三，除了承担的资金量增加外，所承担的责任和无形压力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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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世行的“第三把交椅”

□孙立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和世界银行2010年联合春季会议4月25日在华盛顿闭幕。在两天的会议期间，来自180多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经济专家着重讨论了全球经济复苏前景、金融部门监管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问题。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会议通过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因为它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整体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到47．19％。其中，中国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一下子成为了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今天，中国世界排名第三的经济规模已经越来越让我们难于做到根据我们自身的国力（人均收入只排在世界的一百多位之后）来选择发展战略。但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国责任和“中国威胁论”的呼声与帽子向我们铺天盖地地投来，而我们也感受到很多情况转攻为守的做法，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利。尽管如此，这里我们还是要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告诫，即使形式上采取了张扬的对外经济交流的方式，但自身的内心深处依旧保持着那份十分重要的沉稳心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在大会上提出的三点建议，引起了与会代表对一些相关重要问题的关注。

一是利用资源向发展中国倾斜的机会，发挥中国出资方的有利地位，增加人民币的贷款规模，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打下良好的外部环境基础。如果今天增加中国政府的控股规模仅仅是和中国的外汇储备相联系，也就是世行融资还是以美元方式融资，那么，美国对世界经济的绝对控制力或相对控制力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相反，通过援助扩大世界美元化的程度，为美国企业降低换汇成本或汇率风险发挥不可替代的国际竞争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要指望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天或短时间完成，但是，我们要抓住机会“输出”人民币，降低我们外援的成本和提高外援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这样的努力长期坚持下去，总有一天随着中国国力的大幅提高和人民币输出所带来的“国际化”外部环境的形成，中国自然而然就会实现自己创造的财富可以自己来管理的最佳境界。

二是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成长，这对中国自身的发展空间的开拓带来积极的意义。为此，我们要把自己在世行的工作及时地进行披露。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没有达到目标也能够让我们的盟友看到中国的诚意，将来在中国需要宝贵的资源、需要外部的市场来扶持中国发展的时候，中国就能够以一个优势的条件来获得，从而保证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在这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双边的支援方式，和世行这种第三方的援助方式形成一个良性的互补机制，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形象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网络效应。

三是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在为世界贡献力量的同时，也应该呼吁发达国家或引导发达国家向世界经济共同所追求的增长方式上，去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包括我们中国自身绿色工程所需要的巨大投入资金。尽管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交涉会带来一些困难，但是，如果能够通过第三方的援助方式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支持，那么，将来围绕绿色经济或其他形成世界共识的发展方向，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克服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成本的障碍——各国就会形成一个合力，去构建一个庞大的崭新的经济发展规模，这种做法恰恰是走出危机最有效的方式。

相反，现在过多地强调国际收支的平衡，而且，如果引“中国出山”的真正用意不是对中国经济强大的一种认可，而是让中国不顾自己的发展阶段的约束去承担无法承担的“大国责任”。那么，面对这样的“阴谋”和“阳谋”，我们反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提出上述建设性发展模式的同时，也要管好我们自己的钱袋，更要像发达国家那样，首先把钱用在提升自己国力的尖端领域和带来社会和谐效果的保障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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